作者/ 編輯/ 2019-04-15 00:00:00.0
中國的經濟崛起，高度依賴于西方國家創新經濟的拉動，因此也可以說是又一輪（世界層面的）技術躍遷，促成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進一步變化。這一輪的技術躍遷，主要是信息技術，它伴隨著創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促成了一場管理革命，帶來企業組織形式的變遷，使得生產上的大規模外包成為可能與必須。
大規模生產外包至少有兩個技術性前提：一是大規模數據的處理能力，二是高速的信息傳遞能力。這兩個技術前提才能讓發包方不至于對生產過程處于無知狀態，以致沒有能力根據市場訊息迅速調整自己的外包任務；兩個前提剛好因20世紀末21世紀初信息技術的大發展而獲得了解決。
于是，新技術使得這場管理革命成為可能，發包方與承包方構成了工業鏈條的兩端；大規模外包使得人類歷史上出現了一個新事物，生產過程與價值增值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分了。
問題就此轉化為，誰能夠承接起這種外包任務。對于承包方來說，有兩個條件必須同時滿足。第一，生產過程必須有效率，否則不會有機會承接到發包任務。有效率的前提是專業化，但高度專業化以后，風險會變得很大，因為承包方沒有辦法迅速轉型，上游發包方的創意一旦發生變化，承包方就會死掉。
因此，承包方又得滿足第二個條件，即生產過程必須要有彈性，有彈性的前提是不能專業化，而不能專業化會使得生產的效率欠佳，一開始就根本不會有機會拿到訂單。這兩個條件必須同時滿足，但它們又是彼此矛盾的，這就帶來了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要想解決此一結構性問題，唯一的辦法是把彈性與效率這兩個條件放到不同位階上來滿足。即，承包方的制造業企業不能大而全，必須是大量小而專的企業，每一家企業都專業化到極致，近乎就是專攻某種高度標準化的零件，其產品的通配性反倒會特別好；這些企業彼此之間就可以組成各種各樣的相互配套關系，從而形成一個動態互聯的供應鏈網絡。
通過網絡內部每一家企業的高度專業化，確保效率；隨著發包任務的不同，企業間的相互配套關系可以不斷動態重組，以此來確保彈性。
也就是說，對效率的需求，在單個企業的層面上獲得滿足；對彈性的需求，在大量企業共同組成的供應鏈網絡層面上獲得滿足。所以，供應鏈網絡的存在，是有能力承接大規模外包的一個重要前提。供應鏈網絡內部不斷動態重組的配套關系，一定是分布式決策、分布式運轉，絕不是一個中央集權式的大腦能設計得出來的。
因為，創新經濟時代市場的變化速度超出了任何中央集權式的處理能力，供應鏈網絡的運轉便只能是基于自然的市場均衡過程。
二、 供應鏈的成立與土地財政
前述意義上的供應鏈網絡若要成立，在其起始階段，一定要有足夠數量的、分工足夠深的企業近乎同時成長起來，形成一個具有自身運轉能力的供應鏈網絡；倘若專業化分工如此深的企業不能近乎同時成長起來，就誰也存活不下去。
該網絡成長起來之后，其內部的企業會不斷新陳代謝，這個過程可以進一步優化供應鏈網絡對創新經濟的適應性調整能力。這么多企業近乎同時成長起來的一個前提要求就是，是否有足夠多建設得非常好、規模很大、基礎設施已經非常到位的工業開發區（這也可歸為廣義上的城市化）已經建設起來，而且里面沒有相應的工業能力進駐。
換句話說，即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開發區等著企業進駐。只有這樣的地方存在，供應鏈網絡才能生長起來，而且可以想見，其分布式的生長速度一定是前所未見的。
這意味著（廣義的）城市化要先于工業化，但這與通常的工業化拉動城市化的歷史節奏是相反的。之所以會有那樣一種通常的歷史節奏，在于城市對公共服務的要求遠高于鄉村，好的公共服務能力依賴于城市財政，財政依賴于經濟，而假如沒有足夠多的工業能力發展起來的話，城市便無法獲得相應的財政能力，以及進一步的公共服務能力。所以，需要通過工業化引導城市化，經濟發展使得財政能力先具備了，城市才最終成型。
中國剛好走了一個反向的歷史節奏：（廣義的）城市化先于工業化發展起來。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的土地財政，土地財政的發展與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直接相關。
在分稅制之前，財政制度是地方財政包干，總的邏輯是，在地方預算收支核定以后，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前提下，地方超收和支出的結余都留歸地方支配，地方不足和超支部分，中央財政也不再補貼，由地方自己形成財政平衡。
這種財政制度充分刺激了地方的積極性，在中央層面的改革不容易迅速推進的情況下，地方的各種創新對于改革舊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地方活力的充分釋放，發達地區上交中央財政的部分占其地方財政的比例變得越來越小，中央對這些地方的影響力開始變小；不發達地區則需要國家層面的財政轉移支付，以支持當地的發展，而中央沒有足夠的財力來做這些事情。
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例在1984年以后明顯下降，到了1993年，即分稅制改革前一年，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近八成，形成一種“強枝弱干”且“枝”很不均衡的格局。
為了改變這種情況，經過中央與地方的艱難談判，終于在1994年推行了分稅制改革，基于不同稅種而在中央與地方之間進行了劃分。
土地財政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發展起來。分稅制將城市土地有償使用收入、土地增值稅、房產稅等與土地增值相關的稅種全部劃歸地方政府，除金融、鐵道等跨區域經營行業之外的服務類行業的營業稅也劃歸地方政府；增值稅變為中央地方共享稅種，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
制造業企業應該交增值稅，但地方政府在其中所得有限，于是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興盛一時的以制造業為主的鄉鎮企業，不再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開始萎縮；而建筑類企業繳納的是營業稅，歸屬地方，建筑業對于土地有大量需求，由此產生的財政收入也歸屬地方。因此地方政府開始鼓勵建筑業的發展，這些構成了廣義的土地財政。之后，地方政府又以土地為基礎構建起發達的融資機制，土地金融成為比土地財政規模更大的資金體系，城市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獲得了更大的動力。
正是這個過程刺激了中國（廣義）城市化的大發展，包括大量開發區的建設，21世紀初期初見成效。同時也帶來了中國與一般國家相反的歷史節奏：
城市化遠遠地先于工業化。但這樣一種城市化的發展，倘無足夠的工業能力進駐，勢必無法持續，最后會因為土地財政的融資機制崩潰，引發極為可怕的經濟危機。這已是當時中國經濟當中的一個深層危險。
但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機遇正在這個時候到來。在土地財政初見成效、敗象未露之前，西方國家生產流程大規模外包的需求出現了。遠遠超出于工業發展水準的城市化進程，剛好提供了大片已開發好卻近乎空白的工業開發區，大規模外包所必需的供應鏈有了成長的可能性。
因此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奇跡，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勢而成，中國的自主決策在其中有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是一種時間性的耦合，中國順勢而為。中國的經濟崛起深刻地內在于世界經濟秩序的發展過程之中，可以說，中國的經濟崛起和西方經濟的轉型，是同一個過程。我們無法外在于世界經濟秩序來討論中國問題；同樣，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成為現實，我們也無法脫離開中國的影響力來討論世界經濟秩序的前景。
三、 供應鏈網絡的規模效應
供應鏈網絡一旦形成，其規模就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變量。供應鏈網絡的規模越大，內部的節點就越多，互為配套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網絡的彈性越好；其中單個企業專業化分工的深度就越深，效率也越高。每個企業都與極大量的其他企業互為配套關系，即使它只生產非常專門的東西，也能夠達到世界級的量產，這在過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同時，供應鏈的規模足夠大，就可以養成一個龐大的工程師蓄水池，即使有上萬家企業倒閉了，失業的工程師也能馬上找到下一份工作。只有這樣，才會有源源不斷的工程師被培養出來，供應鏈網絡也才運轉得起來。
中國作為超大規模國家的優勢于此盡顯。改革開放這些年，尤其是實行土地財政之后的這些年中建立起大量的基礎設施，超大規模國家的物流潛力得到充分釋放；
中國超大規模的人口資源，其中的絕大部分個體在這幾十年的過程中進入了歷史，有著改變生活改變命運的強烈欲望，這些個體構成了中國龐大的工程師隊伍和熟練工人隊伍的來源，使得供應鏈網絡能夠運轉起來。
進一步，就外貿領域而言，中國所承接的上游發包公司都是面向全球銷售的，這就使得作為下游的承包方，也是面向全球市場生產的；
就內貿領域而言，網絡平臺、電商的出現，結合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此前根本不可能出現的分工也能夠出現，供應鏈網絡的效率和彈性繼續放大。
這種內外貫通的市場規模進一步催生了供應鏈網絡的規模，其中單個企業的分工專業化程度可以達到匪夷所思的程度。
實際上，這個供應鏈網絡的范圍已經超出中國，是以整個環中國海地區的東亞為單位的。中國從其他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大量進口零部件、半成品，在中國完成總體組裝再向全世界出口，整個東亞被整合為一個巨大的制造業集聚區。
這種規模的供應鏈網絡，結合互聯網技術，使得分工深度進一步加大，彈性進一步增強。中國以“世界工廠”而聞名，實際上，“世界工廠”這一名頭冠于整個環中國海的東亞地區頭上會更合適，這個大的制造業聚集區已經有能力滿足整個世界對一般制成品的需求。
在這個背景下，所謂中國對于發達國家大規模的貿易順差，實際上是中國代表整個東亞制造業集聚區而形成的順差，其中包含著中國從諸多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進口零部件、半成品而形成的大規模逆差。
近年來部分制造業從中國向東南亞轉移，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轉移，而是東亞制造業集聚區的供應鏈網絡內部結構性重構的過程；零部件、半成品的生產地、流動方向發生變化，
中國倒閉的部分企業，其中的資本、人力會被本土新建起來的其他類型企業所吸收，這是個自然的新陳代謝過程。
沒有哪個東亞國家會因為供應鏈的結構性重構過程而退出這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此時真正有效的分析單位不再是國家經濟，而是微觀層面的企業經濟，以及超國家層面的供應鏈經濟。在這種分析視野下，會看到各種企業在微觀層面上改變自己的節點位置甚至地理布局，但供應鏈網絡本身作為一個整體，不會受到本質性的影響，而中國在這個供應鏈網絡當中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壓倒性規模，使得供應鏈的重構始終會以中國為中心。
這也是中國在勞動力和土地成本較之20世紀80年代已經大幅上升的21世紀，制造業卻能更快速發展的原因所在。
